中国家庭中的“好人哲学”是如何形成的？

《人世间》无疑是2022年开年最火的剧集之一。CSM数据显示，《人世间》总观众规模达到3.71亿人，单集最高收视率达到3.38%，创下央视一套黄金档电视剧近8年新高。它的热播带动了一家三代人集体观剧热潮，将分化的观众拉回到同一块屏幕前沉浸式追剧。在舆论场上，《人世间》形成了活跃的讨论空间，不同代际的观众观点交锋，为剧中人物的选择和命运争论不休。

国产剧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诸多家庭题材、描摹现实生活的经典佳作。中国观众为什么对家庭伦理剧情有独钟?中国的家庭文化对比其他国家有怎样的特质?中国家庭中的“好人哲学”是如何形成的?年代剧中，创作者该如何回应新旧价值观的冲突?第一财经专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蕾，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现实主义高于一切

第一财经：国产剧历史上，家族题材的、反映生活现实的电视剧曾经一度是主流，比如《大宅门》《激情燃烧的岁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口碑、收视表现都很好，背后有哪些原因?

杨俊蕾：一方面，这些电视剧创作于电视黄金一代，电视是人们观看剧集的唯一入口，观众占有率很高。另一方面，家庭、伦理和现实主义，它往往和另外一种高概念的幻想题材构成对位关系。有一群人喜欢看《权力的游戏》《哈利·波特》《指环王》等世界观架空的故事。但是，一旦出现真正接地气的、和现实主义血脉相通的作品，现实主义往往会以高品质、对当下的真切关照而获得胜利。

第一财经：今天的观剧环境较为复杂，分众化、分屏化，《人世间》的热播让不同代际的观众重新回到客厅沙发式的集体观看，哪些方面是值得借鉴的?

杨俊蕾：看到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以时间性的延展和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流动构成镜像的对话关系。看到他们经历上山下乡、有儿有女的矛盾，一方面，我会去理解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应对方式给我带来思考。这是一种反复的、意义增长的方式，在观看过程中会寻唤出自己的记忆、情感和温度，又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保持审美的距离。这种“度”，它把握得非常适宜。

可以看到，作家、编剧对生活是真正的热爱。过去一些都市剧看起来架空，距离现实很远。《人世间》的呈现并不靠那些花里胡哨的外观，不用采购方所认为的“网感”、热点去吸引观众，而是有一种创作上的自信，坚持自己的审美判断。作品当中有智性的含量。

演员方面，这些演员是把演戏当作自己平生的志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近几年有很多关于演员的综艺节目，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中国不缺好演员，但是他们需要被看到。这些演员通过在《人世间》的表演让观众看见，自身又完成了新阶段的提升。

对于目前陷入疲软状态的电视媒体，《人世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播出时间、分屏的多样选择等各种原因，电视观众是大量流失的。《人世间》产生了集合效应，将大家又拉回电视面前。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正剧形式，包括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张扬，还有故事本身对我们自身历史的关照和关怀，对当前观众的审美取向，在我看来有特别好的帮助。

第一财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东北变迁和工人阶层群像，在过往电视剧中比较少反映，这是否也是一种对缺失的弥补?

杨俊蕾：对。电视剧中反映的比较少，电影当中是有的，比如《钢的琴》《八月》《少年巴比伦》等。这个题材本身很重要，大家都很关心。这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本土发生的大历史事件，工厂改制、经济转型，牵动了千家万户的变化。从电视剧的角度来看也是有的，但是没有像《人世间》的力度这么大，问题如此集中。

中国“家”文化与好人哲学

第一财经：世界范围内也有许多以家庭为戏剧核心的剧集，比如《我们这一天》《摩登家庭》《唐顿庄园》等，中国“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杨俊蕾：家国同构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家庭是社会的因子、一个时代的晴雨表。国家的变化会波及家庭，在家庭中有反映。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主导的克己复礼，非常的自我抑制、自我牺牲，玉成他人。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价值，是一种美德。因此，在表现中国家庭文化时，好人作为中心人物，对美德的表现具有重要性，也是中国家庭文化的特别之处。当年万人空巷的《渴望》其实也表现的是一种好人哲学。

《渴望》

第一财经：也有观众对剧中“好人受难”的情节提出质疑。周秉昆和郑娟是全剧最好的人，但受到的苦难和波折也是最多的。有评论认为这种叙事是“苦情”而非“悲剧”。如何看待国产剧中这样一种人物形象?

杨俊蕾：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我都保持充分的理解。受苦受难和真正的悲剧之间有一种质的差异。受难是构成悲剧的必要因素，但不是充分因素，必须有受难才会形成悲剧，但仅有苦难还不足以成为悲剧。《人世间》是一种家庭伦理型的现实主义剧作，不是英雄成就式的悲剧，因此，人物本身的超越性、所能够抵达的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并不是《人世间》所需要承载的。这是另外一种书写方式。

第一财经：是否意味着在家庭伦理型的故事中，这样的人物形象是更符合现实逻辑的?

杨俊蕾：这是现实型和理想型的叙述区别。如果是理想型，我们都会希望这个时代有一批先锋，带有革故鼎新的力量。但是对于现实原则的遵循和尊重、如实呈现的纬度也特别重要。作家接受了平民现实主义的生活，认为百姓本身就是价值存在，因此不需要刻意按照悲剧的要求去拔高。此外，苦情叙事是中国的戏曲传统。苦情叙事是作家熟悉的，也是观众熟悉的，所以在人物塑造方面会有某种惯性。

第一财经：《人世间》是时间跨度很长的年代剧，因此也出现了价值观方面的一些争议：比如，剧中女性郑娟的自我奉献在今天是否还应该提倡。今天的创作者该如何表现以往时代的人物?在新旧道德观、价值观产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和取舍?

杨俊蕾：换个角度想，如果拍一部历史剧，会要求封建帝王有民主思想吗?这并不意味着要与民主思想全然割裂。如果没有思想的种子，我们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逐渐走向一个更开明、更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我们现在看到宫廷剧里的君臣关系，已经不单是愚忠的、封建道德层面的表现，而是会提到君王对于国土、国民的关注。这不是一种概念性的表现，恰恰是一种现实性。

回到《人世间》的剧作。女性人物身上体现的视野上的狭隘，是可以更大胆一点，让她以一种更符合女性希望的方法去表现?还是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时代环境，让她做出符合自身的行为反应?我想是后者。

如果环境没有提供条件，如果她的性格当中尚未出现这样的种子，拔苗助长，可能会变成某种观念、愿景或精神的传声筒，那么她就会成为一个理想型人物，她的理想型的成分就要高于她的现实性。《人世间》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很坚持，没有用更新的观念取悦某个观众群体，而是如实表达自己的观察。它所引发的这些争议和讨论，反而更印证了他们创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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