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发现甲骨文？甲骨文的起源故事

人物简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王智路106号开幕时，瑞典人安特生正准备动身前往河南渑池县，即将揭开仰韶文化的神秘面纱。

(安特生在渑池)

作为享誉世界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同胞、探险家赫文·斯汀发现楼兰古城的影响，带着调查探索的热情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他接受了中华民国农商部矿政署顾问的职位，开始了对中国的探矿。由于政府部门任用不当，他从地质学家变成了考古学家，开始收集化石。他第一个发现了北京人所在的周口店遗址;正是在建党那年的10月，他发现了“仰韶文化”，结束了“中国石器时代”的历史，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仰韶文化”的发现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1921年的这两个事件，开创了中国政治文化方面的全新局面。

他第一个把田野考古方法带到中国，受到胡博士的称赞。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王智路106号开幕时，瑞典人安特生正准备前往河南渑池县，揭开仰韶文化的神秘面纱。

三个月后，他到达渑池县，受到县长胡的亲自迎接。也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渑池之行将奠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三个月前的大会是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一次，安特生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光等5位中国学者，以及布莱克、施坦斯基等两位外国博士一起。当晚，安特生住在县城西关的基督教堂。

安特生此行的目的是在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10月25日，县知事胡指派县政府第三书记王茂斋陪同，并叫了4名警察乘车护送到仰韶村，安排在村里大中户王的闲置房屋里。

于是，他们开始了发掘前的准备工作:王茂斋负责联络和娱乐事宜，、张兴民负责购买，王负责组织发掘人员。安特生本人则在发掘现场支起小帐篷，搭起行军床，供考古学家休息时使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7日，安特生指挥大家开始挖掘。这次发掘被他的前中国助手、后来的中国考古学重要学者李记称为“划时代的科学成就”，“标志着欧亚大陆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田野考古的开始”。

就连举世闻名的胡适博士，在1922年4月1日的日记中，也称赞“他(安特生)的方法非常精确，他的判断也非常周密…他自己的方法侧重于万物的环境;首先，他把挖掘区域画成图层，每一层的产品都有图层记录;以后有问题，什么都可以再压。”

(安特生在仰韶村)

安特生的工作值得李记博士和胡适的称赞。他是一个认真的人，整天呆在工地指导挖掘，从不疏忽任何挖掘细节，有时甚至会在工地过夜，以便随时解决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与他共事的中国学者从他那里获得了现代考古学的知识、科学原理、思想和方法，改变了中国以前只有金石学而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现状。

安特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继续演示。不太忙的时候，他不想休息，于是村民王德润带着他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了周围的地质、地貌和地层。这也为后来中国的史前考古树立了榜样。

安特生的发掘工作持续了36天，直到12月1日才结束。他们一共发掘了17个发掘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发掘结束后，安特生还在村民王德家的堰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

12月3日，安特生将发掘、收集、购买的珍贵实物、标本、骨骼连同行李、杂物一起，打包成11个木箱，雇了一辆车运回县城。4日下午在渑池火车站办理登机手续，然后坐车回北京。

第一次去仰韶村，被仰韶村甩了。

这次去渑池仰韶村，对于安特生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半年前的4月18日，安特生第一次带着五个人来到渑池县城。县长胡到车站迎接了他。4月21日，他去仰韶村，胡安排的押解人也是县政府第三科的记录员王茂斋，他也是由四个警察坐车护送的。当时，他住的地方也是王家的闲置房屋。

那一次我来仰韶村，是因为发现了他派往河南的收藏家刘长山。1920年秋，刘长山来到河南渑池县城北9公里的仰韶村南寺沟，收集了一些零碎的石器。当时豫西正干旱，村民饥寒交迫，没有生计。听说有人买了石器，在耕田或者挖土的时候换成了钱。刘长山买了很多，并请当地村民带他去收集一些。这些石器，如刀、斧等，明显是人工加工的痕迹。它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

刘长山在三天内收集和购买了600多件陶器，还得到了少量的陶器碎片。然后雇佣村民王赵英用驴运到渑池县，再托运到北京市农商部。

当安特生看到从刘长山运回的石器时，他非常激动。当他问来源时，刘长山打开地图，指出仰韶村的位置。安特生发现，这些石器和陶器碎片来自豫西黄河两岸。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就像恒河对于印度，尼罗河对于埃及一样。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都与黄河有关。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他判断仰韶村可能是一个未被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安特生决定去仰韶村看看，于是第一次来了。

然而，当他第一次访问仰韶村时，安特生并没有去探索它。他只是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观察，拍照，调查，收集陶器碎片，石斧，石刀等遗物。同时，他还购买村民在家中发现或保存的陶器碎片或石器。

(安特生中的中国镜头)

仰韶村位于一面山，三面水的缓坡梯田上，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安特生一到这里，就被这里完美的土地结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宁静的田园风光所折服。他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调查。在八天的时间里，他收集和挖掘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碎片，以及少量的骨头和蛤蜊碎片。最后，他装了四箱，雇了一辆车运到渑池县政府三部，再用火车运回北京的农商部。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研究了收集到的石器、骨头、蚌、陶片，结合自己实际的考古和地质调查，初步确定仰韶村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物，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

我找到了安特生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丁文江和翁文浩，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他去找农工商总经理张国干。为了赢得他的支持，他把自己心爱的金烟斗送给了总经理张。张局长批准了，但考古不归他们管，于是农商部就把安特生要求考古发掘的报告上报国务院。几经周折，国务院下达了通视批文，河南省政府也同意了。因此，安特生有机会在第二个滇池进行现场考古发掘。

楼兰古城的发现震惊了他，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安特生的发现和发掘，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序幕。让人好奇的是，一个老家在千里之外的外地人，怎么会和仰韶这个中国不起眼的小村庄联系在一起。

说来话长。先说安特生的简历。1874年7月3日，安特生出生在瑞典纳克奥里布洛附近的一个村庄西斯塔。892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地质学;1898年，作为纳克索斯特教授的助教，他第一次带领学生去了北极圈、斯皮特山和查理王岛，次年他组织了北大西洋熊岛的调查。这些经历都为他以后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901年，安特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助教;1901年至1904年，他参加了奥托·诺顿·斯基德发起的南极考察，出版了大量书籍，尤其是与诺顿·斯基德合著的《南极洲》一书，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1906年，他成为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并兼任瑞典地质研究所所长。1911年，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成为国会秘书，并组织编写了一份四卷本的《世界铁矿石资源调查报告》。这些成就不仅使他享有国际声誉，也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关注。

当安特生去南极考察时，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赫文·斯汀踏上中国大陆，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这让安特生特别震惊，他开始用热情和探索的眼光看待中国。

在当时，相对于瑞典在整个欧洲领先的地质调查和研究水平，中国的地质事业几乎处于一个空白。直到1909年，首都大学堂才成立格致系，下设化学和地质两个系。德国人被雇来教地质学，但只招收了三名学生。1912年，史静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地质学学生要么出国留学，要么不读书。这门学科名存实亡。这与当时“实业救国”的人才需求不成比例。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在工业部矿务管理署内设立了地质部，由刚从日本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张担任科长。张提出要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必须从提高地质意识和培养人才入手，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他愤然辞职。

后来，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丁文江接任地质科长。参照张的计划，丁文江积极推动成立地质研究所，将地质系改为地质调查所。在丁文江的建议下，北洋政府决定聘请享有世界声誉的安特生为中国农商部矿业管理司顾问。

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瑞典女士，成了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安特生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达印度，然后跋涉千里进入中国新疆，再沿着塔里木河来到mainland China。1914年5月16日，他在中国西部考察一个多月后，抵达北京。第二天，我去了中国的农业和商业部就职。

在农商部，安特生主要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矿和铁矿的分布和储量。他还参加了地质调查所的教学工作，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地质调查人才。先后发现龙轩铁矿和烟筒山铁矿，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作为一名采矿顾问，他的工作无疑是合格的和得到认可的。但随着袁世凯的去世，政治派系的冲突，军阀混战，科研工作受到很大干扰，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安特生觉得探矿工作难以为继，于是把兴趣转向了古生物化石的收集。

关于安特生的转向，丁文江指出，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如何利用好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但却给中国考古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新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其负责人丁文江接纳了安特生，并给予了他很多支持。

(1915年7月4日刊登在《政府公报》和《官方文件》上的安特生获农商部一等奖的呈文)

安特生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1916年初夏。当时，他奉命调查山西的铜矿。然而，在垣曲县黄河北岸，他意外地发现了黄土下的红土堆积和无数淡水贝壳化石。

1917年春，安特生乘火车去洛阳时，看见一位衣着朴素的西方贵妇坐在货车的尾部，“一双眼睛闪着善良和智慧的光芒”。他上前用英语与他交谈，并立即被这位女士的气质所打动。

这位女士是玛丽亚，来自瑞典的传教士。她于1893年来到中国，先在山西运城总部工作，后于1898年3月来到河南新安县传教。与安特生见面交谈一小时后，在新安县城下车。下车时，她和安特生互留了地址。后来，玛丽亚向安特生提供了有关古生物化石的信息。于是，安特生萌生了为瑞典博物馆收集古生物化石的想法。

安特生所在的北洋政府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提出，要在瑞典筹集资金，然后用来在mainland China收集化石。经过研究，收集到的化石一半将归还中国，一半将捐赠给瑞典。该计划经中国农商部批准，于1917年开始实施。

随后，瑞典方面成立了以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为主席的瑞典“中国委员会”，并陆续提供了85万瑞典克朗。此后，安特生开始了古生物化石的调查和收集工作。遇见玛丽亚把他带到了河南省西部的仰韶村。这是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安特生获中华民国政府奖励)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1918-1921年，安特生的工作以哺乳动物化石的收集为主，同时兼顾石器的收集。在此期间，他和地质调查局的同事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收集了许多石器，并于1920年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石器》一文。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2月，他在北京见到了在北京任教的美国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给他看了一些用红粘土包裹的骨头碎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叫鸡骨山的地方采集来的，并提到周口店一带有很多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

3月22日，安特生骑着毛驴来到北京周口店，在那里试着挖，收获不多。只发现了两种啮齿动物化石和一种食肉动物化石。他将挖掘出的化石标本送给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进行检测。测试结果表明，该标本包含许多哺乳动物的化石。

安特生写信给维曼教授，希望他能来中国，但因为维曼教授没有闲暇时间，就把他的研究生丹斯基送到了中国。在安特生的帮助下，史丹斯基于1921年8月意外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北京人化石起源”的周口店第一遗址，并进行了试掘。这次试掘在堆积物中发现了许多白色石英岩石器的碎片。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碎片，安特生才对史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你不必焦虑。如果有必要，可以把这个洞穴挖到空。”

1923年秋，安特生让史丹斯基再次挖掘周口店第一遗址。然而，要搭建一个合适的脚手架并不容易，因为挖掘出来的部分高高悬挂在陡峭的墙壁之上。匆忙完成这项工作后，丹斯基先生回到了欧洲。于是，1919年12月2日，一个保存完好的猿人头骨化石被中国学者发掘出来，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个最古老的人类头骨化石。

(工作中的安特生)

在这一惊人发现中，安特生无疑扮演了“主角”。其实在1921年和1923年，他们已经接近“北京人”了。1921年，发现了一颗“可疑”的牙齿。不幸的是，史丹斯基认为它属于一只猿，而不是人类。直到1926年夏天，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实验室整理标本，从周口店化石中认出一颗确定的人牙，才认定这颗“可疑”的牙齿是人牙。

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储访华的欢迎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

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过程中起了带头作用，不是安特生运气好，而是因为他准备充分。早在1899年，也就是王在药房发现甲骨文的那一年，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就把在中国收藏的“龙骨”运回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在研究了这些化石后认为，其中大约有90种哺乳动物，它含有一颗看起来像猿但看起来像人的牙齿。

这篇报道刚发表的时候，好像没几个人关注，但是远在中国的安特生关注了。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收集化石，直到在吉谷山发现了北京人遗址。

玛利亚正在参观安特生的山，强盗们笑着看着他。

对于安特生来说，北京人的发现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在北京吉谷尝试挖掘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新安县去见他在火车上遇到的玛丽亚。

那是1918年11月29日。他说他想感谢玛丽亚的帮助，但实际上他想去那里调查，找到他渴望的化石。那是强盗出没的地方。为谨慎起见，他带了一把手枪防身。但是玛丽亚说，如果她想和他出去，她必须把手枪放在家里。

(玛丽亚在中国时的照片)

跟着玛利亚·安特生穿过很多村庄，整天在山里游荡，他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们，但什么也没发生。后来，他把这个传说告诉了其他传教士。他说，“劫匪笑着看着他。在新安，只要和玛丽亚在一起，他们到哪里都是安全的。”

之后，玛丽亚推荐他去渑池地区参观。他来到渑池县，受到瑞典传教士和县长胡的接见。在他们的帮助下，安特生在渑池县北部发现了更多的化石。

1919年，安特生再次到新安县看望玛丽亚。当时整个河南省都在闹饥荒，玛利亚和她的同事们都参与到了紧张的救灾中。在一所新翻修的孤儿院里，玛丽亚收留了数百名儿童。甚至她房间的地板上都是孩子，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空房间。今年，玛利亚因帮助安特生发现化石而被瑞典科学院授予林奈银质奖章。

1920年秋，安特生派收藏家刘长生到渑池县，正是因为从玛利亚那里得到了有关信息的帮助。一年后，他两次到渑池县考察，终于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可以说，如果安特生没有在火车上遇到玛利亚，他可能会改写或推迟仰韶文化的发现。正是这次火车上的偶遇，成就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所以，安特生在他的《中国龙与洋鬼子》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讲述他对玛利亚的爱与敬仰。

(安特生的书《中国龙与洋鬼子》，二手书网上卖)

命名为“仰韶文化”并提出“中国文化在西方”

与玛丽亚的相遇成就了一个特生。仰韶村发掘结束回京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带回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这些实物的特点是磨制石器和彩陶并存。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比对、辨析和论证，并根据遗存深度逐层分析，结果一致印证了安特生的判断:这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根据考古实践，首次发现后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有许多彩陶，故又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摧毁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的可能联系提供了线索。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古代文化》一文，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彦俊、特里波利文化彩陶的异同。从相似的彩陶纹饰判断，他认为仰韶文化可能已经传播。为了检验“中国文化的西方起源”假说，他决定在自己想象的文化通道——甘青谷寻找史前文化遗迹。

(安特生《中国古代文化》)

1923年春，安特生率队从Xi安来到兰州。6月21日，到达兰州后不久，他沿湟水河谷向西宁出发。在西宁以东的十里堡村，他发现了彩陶文化层，他判断仰韶文化已经扩张到青藏高原边缘。

8月下旬至9月上旬，他在返回西宁的途中，先后发现了罗汉堂遗址和朱家寨遗址。后者是在安特生发掘的，在其以北7公里处发现了加贺文化遗址。1924年4月，先后在兰州洮河发现灰嘴遗址、新店遗址、齐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寺洼文物，后又在甘肃民勤发现沙井文物。

这些发现让安特生欣喜不已，同时他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仰韶文化是谁，是什么时候创造的?它从哪里来?又去哪里了?

1923年以前，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的彦俊和特里波利彩陶相似，并提出它们可能是同源的。同时，根据彦俊早于仰韶的观点，彩陶很可能是由西向东经新疆、甘肃传入河南的。这是他的《中国文化在西方》。

1924年，他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起源于新疆的理论。1932年，他虽然坚持“彩陶来自西方”的假说，但他意识到中国彩陶的质量高于西方，于是对“中国文化来自西方”产生了怀疑。1943年，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认为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但他的起源无法确定。

中国文化不是“来自西方”，而是从中原向西北传播。

为了验证安特胜的“中国文化来自西方”，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中国文物工作者对Xi安半坡遗址进行了发掘;1956年和1957年，河南省单县庙底沟遗址被发掘。前者是仰韶文化的早期类型，后者是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类型。

后来又发掘了四五千处类似的仰韶文化遗址，多为庙沟类型。说明这一时期发生了文化大爆炸。通过碳14测定，证明安特胜发现的马家窑文化是庙底沟型仰韶文化的变异和发展。这意味着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传到青海、甘肃后，发展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彩陶在庙底沟彩陶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绚丽多彩。

这说明在汉代丝绸之路形成之前，连接西北和中原的文化通道已经形成。这条通道发挥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时代，但并不是像安特生所说的从西向东，而只是从中原向西北。

安特生因“西方中国文化”而被误解为“有种族偏见的帝王学者”，这显然有失公允。他对中国考古和中瑞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可磨灭。特别是根据协议，从1927年起，送往瑞典进行研究的文物开始归还中国。这样的回归工作已经进行了7次，1936年是最后一次。这次他还附上了一份长长的名单。这种表演回归行为，是当时的文物掠夺者无法比拟的。

奇怪的是，这些被归还的珍贵文物后来全部丢失，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但在2005年夏天，这些神秘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仓库里被发现了。这让人们想起了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去世的老人。

经历了历史的波折，人们重新发现了安特生。在1985年举行的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再次得到高度评价。此后，外国人的名字在多次展览中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发掘史》明确了安特生在周口店首次试掘的经历，并肯定了其意义。

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也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两件100年前发生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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